1934年，新婚第1天，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与表嫂在一起调 情。她隐忍不发，接连生下5个孩子。一次，她向丈夫要钱买米，丈夫甩了她一耳光：凭你也想找我要钱，想要钱自己去赚啊。”
苏青这辈子最响亮的一记耳光，不是打在脸上，是打在她做了十年的婚姻梦上。
她1914年生在宁波，本名冯和仪。祖父是举人，父亲冯浦拿庚子赔款留美，母亲鲍竹青是教书先生。八岁到上海读书，脑袋灵光，直接跳级。
可没等她小学毕业，父亲在外头有了人，生意跟着垮了，一场急病说走就走。母亲带着她回到宁波，家底掏空了，日子紧巴巴的，但母亲咬死一条：书必须念下去。
十九岁，苏青考上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。那是1933年，女生念外文系的少，她英文好，模样大方，校园里风头十足，同学都喊她“宁波皇后”。
母亲却早早给她定了亲，男方叫李钦后，家里做生意。她刚进大学没多久，发现自己怀了孕。那个年月，未婚先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只能退学，结婚。
1934年，她踏进李家大门。新婚当天晚上，她撞见丈夫和寡居的表嫂在廊下黏黏糊糊。换作性子烈的，当场就能掀了桌子。苏青没有，她把那口气咽下去，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
接下来是漫长的十年。她连着生下四个女儿，在李家几乎抬不起头。婆婆话里带刺，小姑子摔摔打打，丈夫天天泡在外头，回家就拉着一张脸。
家务一样不少，挺着大肚子照样站灶台，洗尿布，没人搭把手。后来她终于生下一个男孩，以为苦到头了，丈夫的眼神依旧是冷的。他早在她一次次生产的狼狈里，把她看厌了。
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家里揭不开锅那天。孩子饿得哭，她硬着头皮去找李钦后要钱买米。他坐在牌桌前，眼皮都没抬。她又说了一遍，他猛地站起来，一巴掌甩过去，连同那句话一起砸在她脸上：“你也是知识分子，凭什么伸手管我要钱？有本事自己出去赚。”
苏青没哭没闹。她转身收拾了几件衣裳，抱起最小的孩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是1943年，她二十九岁，十年婚姻在这一天正式烂透。
离婚后她租下上海一间亭子间，十来平方，没有赡养费，没有收入。白天带孩子，夜里等孩子睡熟了，她坐到灯下铺开稿纸。写什么呢，就写她自己。写女人结了婚怎么一天天矮下去，写生不出儿子时全家人的冷眼，写伸手要钱时被扇的那一巴掌。
第一篇散文《生男与育女》投给《论语》杂志，编辑陶亢德看了觉得又痛快又心酸，发了，还来信约专栏。她抓着那封信哭了半天。
从那儿起，她像开了闸一样，《论离婚》《好父亲》《母亲的希望》一篇接一篇往外冒。她不讲虚的，写的全是柴米油盐里的疼和挣扎。
1944年，她把十年婚姻写成自传体小说《结婚十年》，书一上市就炸了。半年再版九次，前后印了三十六版，比张爱玲的书卖得还多。读者从她写的鸡零狗碎里，看见了自己的日子。
手里有了钱，苏青干脆自己办杂志，起名《天地》。她亲自跑去约稿，找到张爱玲，张爱玲把《封锁》给了她。两个人从此交好，时人并称“苏张”。张爱玲说过，拿自己和冰心白薇比她不乐意，但和苏青相提并论，她心甘情愿。苏青自己则说：“我这房间里，每一颗钉子都是自己赚来的。”
可命运没打算放过她。抗战胜利后，因为她办杂志时接受过伪政府人员陈公博、周佛海的资助，报纸上开始铺天盖地骂她是“文奸”。稿子没人敢发，杂志被禁，书陆续下架。前两年还挤满访客的亭子间，一下子冷得只剩风声。
建国后她进越剧团当编剧，写些不署名的剧本，后来又去资料室管档案。特殊年代里被揪斗，剃了阴阳头，弯腰挨批。晚年的苏青住在上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，跟女儿外孙挤在一起，每月退休金四十来块，连看病都不够。
她得了严重的肺病，瘦成一把骨头，有一天忽然想重读一遍《结婚十年》，翻遍屋里每个角落，一本也找不到。那是她自己写的书，她自己留不下一本。
1982年冬天，她走了，六十九岁。身边冷冷清清。
回头看苏青这一生，她不是什么天生的强者，是被一巴掌一巴掌打到墙角，又从墙角里自己站起来的那种人。她在婚姻里溺过水，在时代里挨过刀，但她始终咬着牙靠自己一点一点往前挪。
她用自己碎了一地的日子告诉后来人：别把整个人生拴在另一个人身上。能让你站起来的，从来不是婚书，不是夫家，是你自己的手，自己的脚，和你咽下所有委屈之后，一点一点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那份硬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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